通讯员/王 笑
3月25日，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做客“天人讲堂”第124讲，带来一场题为“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中国文化重建的两难选择”的讲座。
本场讲座内容分为四部分：一、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二、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明之自觉；三、“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自觉；四，“好的”文明与“我们的”文化。
讲座伊始，许纪霖指出，“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需要从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谈起。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他援引德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的分析指出，一方面，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对法国和英格兰的启蒙运动的正面回应，康德因此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一种向英法看齐的、从外面输入的文明自觉；另一方面，相较于英法来说，德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尤其在拿破仑入侵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德意志的民族意识，试图以德意志的特殊文化对抗英法为代表的普世文明，从而形成了另一种启蒙意识。因此，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自觉：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对于英法来说，启蒙运动既是文明的发现，也是自身文化的发展，文化与文明具有同一性；对于德国来说，文明是外来的，而文化是自身的启蒙却具有文明与文化的内在紧张性。许纪霖总结道，文明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它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文化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它是精神形态的，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
那么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许纪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明之自觉。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使当时追求强国梦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文明的趋向，开始探索新的文明之路。梁启超发现，他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欧战的思想根源；杜亚泉指出欧战是新旧文明的转折点；胡适在清末民初所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当年走过的心路历程。许纪霖点明，回顾五四运动的文献便会发现，五四启蒙运动的起点源自于文明问题的提出，新文化运动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中西文明的比较。无论是《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还是《东方杂志》的杜亚泉，都将中西文明视为两种性质和风格迥异乃至对立的文明。例如，陈独秀认为东西文明的差异是新旧与古今的不同；杜亚泉指出中西文明“乃性质之差异，而非程度之差”，相互之间各有流弊，可以互补调和；李大钊则寻找超越东西的“第三种文明”，之后找到了苏俄文明。总地来说，五四运动的中西文明大论战，对立的双方不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角度展开论战，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从而在世界文明的整体大趋势中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自觉，许纪霖指出，从1895年到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第二代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许纪霖称第一代启蒙者为“旧派中的新派”，正是他们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如康有为的“国魂”说、梁启超的《国性论》、章太炎的“国粹”论。还有一派是“新派中的旧派”，典型代表人物是学衡派知识分子：陈寅恪、吴宓、梅光迪、汤用彤。他们师从哈佛名师白璧德，认为白璧德所发扬光大的古希腊人文主义是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与理性、中庸的儒家文明有内在相通之处。陈寅恪指出，应“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公共思潮，社会思潮整体的大转变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文化自觉的问题浮出水面，乃是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有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他们都认为文化仅仅是一种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有效工具。真正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代表人物是张君劢和张东荪。尤其是张君劢，他认为文化是个人对群体的归属、对历史之根的追寻。
最后进入到讲座的第四部分，“好的”文明与“我们的”文化。许纪霖指出，悠久的中国历史中，中国文化就具有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辩的双重性质。到了近代，天下主义转变为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夷夏之辩蜕变为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究竟是需要文明之自觉还是文化之自觉？文明的认同是普世的，它追求的是适合全人类的普世之“好”；文化的认同是特殊的，通常以“我们的”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在西化派看来，人类文明普遍之“好”就应该同时是中国的，中国文化不能自立标准；在本土派眼里，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明，“我们的”就是“好的”。是否有可能走出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二律背反？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在许纪霖看来，再好的外来文明也需要转换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要放在世界的普世文明的大背景下加以衡量。进一步说，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两个核心命题是：一，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经验的特殊性之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遍性之“好”；二，将全球文明中的普世之“好”转化为适合中国土壤生长的特殊性之“我们”。只有当文化与文明的主体重新合二为一，不再撕裂与对抗，中国才能走出百年来的二律背反，重拾民族的自信，再度成为一个对人类有担当的世界民族。
本期“天人讲堂”由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主持，讲座通过腾讯会议以线上的形式进行。听众就在疫情、全球生态及局部战争背景下如何走向一个新的文明，追求并维护不同文明的底线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意义，文学如何才能重建文化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