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闫瑾

4月21日上午，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名家讲坛“禅宗再诠释：胡适与闵泳珪的东亚佛教对话”在知新楼1721室成功举办。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荣誉退休教授朴永焕担任主讲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海涛副教授担任主持人，韩国东国大学东亚海洋文明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黄仁奎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甘沁鑫讲师，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方炳星以及山东大学师生近20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前，李海涛副教授代表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对朴永焕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朴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

朴永焕教授在讲座中首先介绍了胡适的生平及其成就，接着通过胡适所写的《差不多先生传》，引入到胡适对于佛教禅宗的研究，指出胡适对禅宗神会的关注，并总结了胡适在禅学研究中对历史发展脉络和文本考究上的贡献：包括倡导以科学方法研究禅宗、重新评估慧能的历史地位、对《六祖坛经》的批判性分析、对日本禅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对禅宗与中国思想史的关系研究的影响等。朴教授主要关注胡适对神会的评价及其对马祖道一和无相之间关系，并对胡适的神会研究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神会在禅宗史上至少有三大成就：奠定南宗禅的正统地位、确立慧能为禅宗六祖的历史地位以及推动禅宗的独立发展。另外，相对于传统的禅宗史观将马祖道一看作是怀让的弟子，胡适认为马祖道一更可能是无相的弟子。

在此基础上，朴永焕教授介绍了胡适与闵泳珪之间的往来。闵泳珪是韩国的国学大师，主要研究韩国史、阳明学、佛教史学以及文献学等。朴教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7封胡适与闵泳珪两人来往的个人书信。通过这些书信可知，自1954年12月于哈佛大学洪业教授家中初次见面，直到1962年胡适先生病逝为止，两人始终保持紧密的学术交流。闵泳珪的佛教研究是对胡适研究的继承与发扬，两人之间的往来对于东亚禅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朴永焕教授分别介绍了7封书信的主要内容。第一封书信是1955年7月15日闵泳珪写给寓居纽约的胡适，表达了希望胡适能够前往韩国讲学的愿望；第二封书信是1956年12月24日闵泳珪致胡适的贺年卡；第三封书信是1960年7月19日闵泳珪致胡适，给胡适提供了《祖堂集》的缩微胶片，并在书信中讨论了禅宗法脉的问题，帮助胡适的禅宗研究；第四封书信是1960年11月2日胡适致闵泳珪的回信，对闵泳珪表示了感谢，并且同意他提出的《祖堂集》编纂于952年的观点，另外还指出《祖堂集》是《景德传灯录》的重要资料。始于伪书《宝林传》的禅宗灯史，历经《圣胄集》、《续宝林传》，形成了《祖堂集》；第五封书信是1961年2月2日闵泳珪致胡适，再次邀请胡适前往韩国，并为他安排考察路线，强调自己正在收集神会问题相关的韩国佛教文献资料。第六封书信是1961年3月11日闵泳珪致胡适，问候胡适的病情。最后一封书信是1961年3月26日闵泳珪收到的胡适的署名信，表达因病难以前往韩国。

朴永焕教授指出，胡适和闵泳珪通过书信，探讨了禅宗传承问题以及有关资料收集的现况，两人的书信充分体现了两人的学术热情，他们不仅致力于改写东亚禅宗佛教的历史，而且致力于改写韩国禅宗佛教的历史。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离世，他留下的关于禅宗早期史的课题成为了闵泳珪终其一生所进行的核心工作。闵泳珪继承了胡适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他考证了《重编曹洞五位》的作者为一然法师；并继承胡适的禅宗观，树立韩国初期禅宗法脉；将中国禅和韩国禅联系起来，再次定立以头陀行为中心的法脉。此外，闵泳珪自1990年以来曾六次访问中国四川，通过实地考察，考证无相派系，证明了胡适之前的一些猜想。

最后，朴永焕教授总结到，两位大师通过会面和书信往来，探讨中国禅宗的传承问题。胡适希望访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开展有关早期禅宗佛教和韩国佛教历史的研究。闵泳珪继承了胡适的论点，延续了早期中国禅宗历史和韩国禅宗的互动。在研究方法上，闵泳珪继承了胡适追求真理的学术热情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即基于疑古主义和文献考证的科学研究方法。

讲座结束后，黄仁奎教授、李海涛副教授、甘沁鑫讲师以及在场学生就禅宗法脉构建的性质、历史文献证据与宗教现实的关系，以及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学术研究情况与朴永焕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审核：李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