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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研究员谈“外求与内寻——近现代中华文化复兴之探”

文/张懿 图/齐晓东

5月22日晚,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员做客天人讲堂第146讲,带来一场题为“外求与内寻——近现代中华文化复兴之探”的讲座。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本期天人讲堂。

卓新平研究员的讲座中贯穿着一个明确的问题,即中华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道路。通过回首近现代中华文化发展中在各种道路和文化模式之间的选择,以及反思当前文化发展的现实处境,为未来的文化发展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方向。

卓新平研究员指出,中国近代文化复兴经历了“外求”与“内寻”这两种探究路径,二者之间既有冲突,亦有结合,形成了颇为复杂而独特的历史发展。“外求”表现在西方政治文化冲击下中国的思想变迁。他将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归纳为三种态度:对待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信仰形式传入的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社会及其思想界出现了“全盘西化”,“保守排拒”和“中西结合”这三种态度,它们各有影响,引发争议,其中以“中西结合”为思想主流,出现与西方的新的对话高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师夷之长”“西学中用”。

中西关联的路径探索表现在清代“中国礼仪之争”使中西关联由平等对话转变为政治冲突,而之后“鸦片战争”的清朝惨败使中国政界和学界对与西方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主流认知是摒弃了“全盘西化”的幻想,转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路,体现在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等人的思想上,其后则在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认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外求”的三种态度成为中国对外态度的基本模式,不断重演,迄今也没有根本性变化。在历史的选择和转折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成为指导中国应对历史困境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卓新平研究员认为,与“外求”过程相对应的,则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路的“内寻”之探,其在儒教复兴和佛教的革新中得到典型体现。在儒教的革新和新儒家的发展中,其典型特征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尊孔教为“国教”的企图,但是由此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文化观,脱离了时代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动的过程中,梁启超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梁启超反对将孔教作为国教的主张,其中蕴含着对于宗教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由于宗教的定义无法确定下来,儒家思想和佛教能否归为宗教的范畴也无法得出明确的回答。二是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指“五四”时期及后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家,其特点是会通中西,旨在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发展迄今已有三代。

新儒家的趋新之士不少都好佛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佛教的革新与复兴。杨文会对现代佛教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欧阳竟无,吕澂,赵朴初是佛教复兴中居士的代表。太虚,印顺,星云是僧侣群体的代表。大乘佛教对于众生的关切展现为以“人间佛教”为特点的发展脉络,强调佛教的中国意义,关注人性和社会的改造。这种发展逐渐萌生了外来思想及宗教“中国化”的意向,在深层次上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路。

卓新平研究员最后强调,中华文化复兴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历程,在当前的语境中诠释中华文化之“体”是学术研究的使命和责任。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向在于实现超然与现实之圆融。

讲座结束后,听众与卓新平研究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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