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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反思:东方哲学研究”首届高峰论坛·2020 综述

文/李浩坦 李海涛

东方各国之间的哲学、宗教、思想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种交流促进了东方各国的文化发展。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冲击下,东方哲学研究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希望通过回顾与反思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开展、方法论和研究特色,来重新思考东方哲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比较中展现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的特质,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寻求东方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智慧。

山东大学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曾在东方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优秀成果。2020年10月24-25日,“回顾与反思:东方哲学研究”首次高峰论坛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山东大学人文东亚研究中心(筹)具体承办。因受疫情影响,此次高峰论坛以系列讲座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扬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台州学院等科研单位及高校13位学者进行基调演讲、主题演讲和青年学者论坛。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牛建科教授主持,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傅有德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李甦平研究员致开幕辞。傅有德教授在致辞中回顾和介绍了山东大学的东方哲学研究传统,指出山东大学在东亚哲学方向一直有着传承。最近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更要积极引进人才、扩大研究队伍,在发力传统强项犹太教研究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其他宗教的研究,把“犹太教与跨宗教”中的“跨宗教”做起来。李甦平研究员在致辞中认为山东大学组织这样一次会议,是其历史担当和学术责任的体现,指出此次会议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其哲学都是东方哲学,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发展东方哲学,对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好处;二是东方哲学在我国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现在急需青年学者,为东方哲学研究补充新鲜血液。希望在座的青年学者可以扛起东方哲学研究的担子,为东方哲学发展做出贡献!

开幕式之后,进行了三场基调演讲。

第一场演讲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演讲内容为“关于东方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魏常海教授首先回顾了目前国内的东方哲学研究现状,并对于东方哲学的学科建设有些看法:(1)关于东方哲学的学科设置。目前哲学的二级学科中没有东方哲学,而之前东方哲学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在上个世纪末,东方哲学被划分到外国哲学内,这对于东方哲学的发展是个挫折,当下东方哲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要,期待在教育部的指导下,为东方哲学的发展提供更多举措。(2)关于东方哲学的学科发展,应与中国哲学发展密切结合起来。韩国的阳明学、日本的佛教研究、印度哲学等,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非常密切,值得借鉴研究。(3)东方哲学重要文献的译介和教学资料的编辑要进一步加强。对于东方哲学而言,这项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也很艰巨。

第二场演讲由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李甦平研究员演讲内容为“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哲学研究——以五卷本《东方哲学史》为主”

李甦平研究员指出五卷本的《东方哲学史》在整体编排上打破了东方各国的国别界限,采用“纵-横”结合模式,即以时间为纵轴,梳理了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上下5千年的东方哲学发展面貌;以地域划分为横轴,对每一阶段的哲学思想,进行横向阐述。这种纵横结合的模式,一方面揭示了东方哲学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东方哲学内部及东西方哲学之间的碰撞。李甦平研究员强调《东方哲学史》具有三大特点:(1)揭示了东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具体表现在上古是东方哲学的奠基及第一次高潮期,中古是东方哲学的持续高潮期,近古是东方哲学的不平衡发展期,近代是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碰撞期,现代是东西方哲学的融合期;(2)填补了东方哲学的一些空白之处。这部书撰写了世界第一部越南哲学史,还彰显出了越南哲学兼容性和法哲学两大特点;关于南亚哲学专门从佛教哲学角度对觉音的“解脱论”“心色说”“缘起说”等思想进行了集中论述;关于日本哲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对神道哲学发展的历程做了梳理和论证,在日本现代哲学重点介绍了九鬼周造的偶然性哲学和逻辑学思想,又对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关于中国哲学,论述了“现代新佛学”和“港台新儒家”;关于印度哲学,论述了印度大史诗中的哲学思想和商羯罗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吠檀多哲学思想。(3)梳理了东方各国之间及东西方之间哲学的互动和交流,包括千年译经运动、百年翻译运动、东亚儒学的传播、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与中国哲学交流、南亚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交流、日本学者对东方哲学贡献等。

第三场演讲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牛建科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何成轩研究员演讲内容为“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初期的片断回忆”

何成轩研究员指出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哲学都很有特色,比如作为自己民族的壮族文化就与儒学有许多共同之处,有其自身的特色,如果能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为此,何成轩研究员讲了越南文化中比较有特色的和有趣的例子,如一些称呼和敬词的使用等来说明越南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此外,何成轩研究员还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初期情况作了忆述,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哲学及东方哲学研究的繁荣景象。

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主持主题演讲上半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徐水生教授演讲题目为“日本近代哲学家对道家思想的吸取与阐发——以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为例”

徐水生教授认为日本近代哲学是东西哲学融汇的一个产物,儒学与禅宗等思想,对日本影响很大。但同时道教对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也是有很大意义的,并给出了一些原始材料给予支持。如果将日本的重要哲学家,如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的思想和中国的道家思想之间进行了比较和阐发,就可以为日本近代哲学研究和中国道教思想间搭建起了桥梁。

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演讲题目为“作为诠释哲学的东亚儒学”

傅永军教授认为东亚儒学与经典诠释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经典诠释既是东亚儒学赖以形成的建构方式,也是东亚儒学的存在方式,更是东亚儒者进行哲学创造的思想方式。儒家经典所包含的那些具有自主性与开放性的思想命题,正是在异代异域诠释者的理解活动中得以祛除遮蔽而开启出新的意义的。然而,尽管经典诠释在东亚儒学的哲学创造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不能简单而直接地将东亚儒学称之为“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由于东亚儒者既不研究理解经典的方法和诠释经典的规则,也不研究经典理解活动本身,他们的经典诠释密切联系着他们对儒家经典意义的新理解,属于一种哲学创造活动。故东亚儒学既不是方法论的诠释学,也不是存在论的诠释学,而是一种以经典诠释为思想创造方式的“诠释哲学”,在家族相似意义上可将其称之为“应用诠释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贵华研究员演讲题目为“二十世纪中国对印度唯识学研究的几个阶段”

周贵华研究员认为唯识学最初对中国佛教落地生根和中国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玄奘大师之后,却和传统佛教有了对立。在20世纪,唯识学成为了重建佛教思想形态的重要思想。唯识的研究主要是有旧译和新译,前者对中国佛教的整合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佛教本体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化佛教的形成。最终佛教作为传统性的宗教被接受,而且和儒佛道形成了一种融合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佛教成为了其中的一级,构成了整个传统文化的基石。但玄奘大师从佛教法师的角度来看,却感到忧心忡忡,因此玄奘法师去西方取经,希望求“正义佛教”。玄奘法师的经和传统思想确实产生一些差别,借助本身翻译的完整性和政治影响力,唯识学成为了主流正统。这也使得大家看唯识学的时候,都觉得是一种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思维产生了很大的分裂,构成了唯识学和中国佛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唯识学的研究。

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主持主题演讲下半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龚颖研究员演讲题目为“和辻伦理学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转化和运用”

龚颖研究员指出,和辻哲郎建构起“人間伦理学”思想体系,即是日本近代伦理学接受和转化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一个典型例证。和辻伦理学完成了日本近代伦理学研究主题的历史性转换,即由以往对个体道德意识的研究转变为对形成那些意识的人的社会存在状况的研究;其核心基本概念“人間”和“間柄”所表达的人观即是:现实的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交往关系的多样性决定着现实中人的存在与行为的多样性。龚颖研究员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比较研究,强调和辻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转化运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吴光辉教授演讲题目为“人生与论理——作为‘问题’的西田哲学”(线上)

吴光辉教授的发表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但地理的阻碍并不影响吴老师发表的精彩。他围绕着西田几多郎与“日本哲学”的问题,回归西田的哲学文本中展开了批判性解读。吴光辉教授在演讲中一方面就迄今为止的通论提出了潜在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尝试着就西田几多郎的“人生与论理”的复杂关系展开了诠释,力图揭示西田哲学乃至当下的哲学遭遇到的“问题”或“困境”,并就西田几多郎的“论理”为媒介,探讨重新建构“哲学”的可能性。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牛建科教授主持青年学者论坛上半场。

台州学院天台山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敖英博士发表论文“‘二谛’论的另一种路径:元晓的和诤‘二谛’论”。敖英博士指出“二谛”是大乘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概念,《般若经》、《大般涅槃经》、《中论》及《瑜伽师地论》等经论都对二谛有所阐释。随着这些经典传入中国,中国僧人也对二谛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学派、不同宗派的僧人对二谛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智顗的圆融三谛论和吉藏超越的二谛论。事实上,东亚佛教史上的二谛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元晓“和诤”的二谛论。它是以佛意(或佛道)为最高指导原则,通过和会真谛三藏的旧唯识学的二谛论和吉藏中观学的二谛论而形成的。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陶金副教授发表论文“儒学传播与古代日本的国家教育”,对儒学在古代日本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整体回顾,将儒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史分为初传期、拓展期与转型期三个历史时段,以儒学在古代日本的国家和地方教育体系中的传播情况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了中国儒学在日本最初的国家教育体系创立、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政治性、文化性、宗教性三个角度剖析中国儒学在古代日本传播的典型性特征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媛副教授发表论文“《日知录》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和影响”,指出《日知录》是顾炎武最重要的作品,对清代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中国《日知录》的版本研究,学者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考察,但古籍浩繁,仍然免不了有疏漏。因此,她在目前《日知录》版本整理的基础上查漏补缺,进一步分析《日知录》在清代传承的特点及原因。同时,陈媛副教授还指出对域外汉籍的调查、整理是考察中华文明在东亚传承和影响的重要一环,因此又对韩国馆藏的《日知录》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梳理,进一步揭示了其在韩国的影响。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李海涛副教授主持青年学者论坛下半场。

扬州大学哲学系樊沁永讲师发表论文“圣句‘尔为彼’之解脱道——商羯罗解脱思想解析”。他以商羯罗《示教千则》为核心文本,关注“尔为彼”作为圣句在解脱论上的意义,首先全面梳理了《歌者奥义书》中关于“尔为彼”思想出处的九章内容。其次,通过明确“尔为彼”作为圣句,其语言具有指引修行解脱的正当性,并且,“尔为彼”作为圣句,在具体的教诲中因为主词和宾词分属经验和超验的领域,从而具有超出理性思辨的部分。即“尔为彼”作为精神哲学的范畴,可以通过知识的引导,在语言中讲清楚关于梵的正确的知识。也就是说,通过圣句,去除无明,仅仅依靠知识就可以解脱。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马保全发表论文“伊斯兰中国化视域下清道光济南《左公之墓》汉文、阿拉伯文墓碑研究”。他通过对在济南发现的清代道光年间的左廷荣公汉文-阿拉伯文双面墓碑碑文的考证,研究了清末伊斯兰教苏菲修行者左公的苏菲行迹与其朝觐经历以及碑刻中体现出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因素等,认为该碑刻是一件具有相当研究价值的珍贵伊斯兰教文物。

此次东方哲学研究高峰论坛的闭幕式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海涛副教授主持,他在主持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方哲学研究的缘起和早期情况,特别介绍了当时的主要学术刊物《东方哲学研究》。在闭幕式上,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徐水生教授进行会议总结,他不仅对每位学者的发表情况作了概况说明,同时还分享了参会的收获,认为这是一次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会议。最后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牛建科教授代表主办方、承办方致闭幕辞,他回忆了曾经在山东大学举办的关于东方哲学的数次盛会,并感谢此次参会的资深学者、鼓励青年学者,希望这个论坛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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