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洁

10月30日，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做客“天人讲堂”第110讲，作了题为“明治维新：辉煌与毁灭”的报告。

雷颐首先介绍了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意义。他提到，研究近代史必须要研究日本，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中的历史和探讨中国的选择与发展路线。一方面，中日的文化有相近性，日本的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同样在闭关锁国的背景中，中日两国对西方反应不同，这种不同进一步影响了中日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中的模式选择。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从传统国家、传统社会成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被认为是“后发国家”转轨成功的典型。

其次，雷颐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背景和开端。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没有“日本”这一概念的，即未实现真正统一，而是以“番”为单位建立起幕府的统治。在幕府统治下，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仅开放了“长崎”一港口。1825年，幕府还颁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驱逐异国靠近海岸线的船只。但与中国锁国不同的是，日本的锁国还主动接受来自外界的信息，如他们要求来往的船只写下来时的所见所闻即“风说书”，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信息。在当时，中国的介绍西方先进技术与思想的书籍都被政府勒令禁止，然而这些书籍却被日本所习得并加以利用。在明治维新的初始阶段，中国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如朱子学对明治维新纲领“尊王攘夷”起了关键作用；消灭倭寇的戚继光兵书，成为日本军队近代转型的铺垫；林则徐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最重要的启蒙作用。其中，《海国图志》系坂本龙马所创立的“象山书院”指定必读材料，明治维新的许多关键人物都出自这一书院，他们也都深刻受到了《海国图志》的影响。高杉晋作曾来中国考察，意图学习中国应对西方列强的策略和经验，然而他的考察发现，中国并没有觉醒，仍旧在固守锁国，于是日本决定改革，此时的中国经验成为了“日本知识”。中日在面对列强入侵时的应对方式，反映了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差别。

随后，雷颐介绍了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因素。明治维新前，日本有儒学、国学、佛学、兰学，这种意识形态结构性多元化使思想界具有缝隙化，为新思想的潜入创造了条件。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发布五条誓文，天皇亲政，公议众论，开国和亲，吸收西方文化。明治维新后，日本有意识地建构国教神道教，使之成为日本国家的精神支柱，也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他还对比了中日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中国是轴心文明国家，是中心，日本是学习者，是边缘；另一方面，中国意识形态相对统一、严整，而日本则相对多元、松散性。

最后，雷颐介绍了日本“脱欧入亚”、“归亚”和“走向毁灭”的过程。日本为寻求出路，派遣高级访问团到欧洲进行了长时间的学习，其中德国对其的影响最大。1873年，访问团到达柏林，会见了俾斯麦，从德国学到了经验。此时的德国，刚由普鲁士统一，尽管也落后，但是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在改革中存在英国模式派和德国模式派的分野，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德国模式派，主张举国之力，壮大皇帝权力；而以大隈重信、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走英国模式派，则主张实行议会制度，削弱天皇权力。最后，德国模式被认为更适合日本的现状和文化传统，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1882年，伊藤博文专门到德国学习宪法，回国后颁布了日本宪法，其中有关皇室的重要事项，均置于议会权限之外；军队也只对天皇负责，这一法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做了铺垫。继1895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之后，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由此实现了从“脱亚入欧”到“归亚”的意识形态大转变。然而，在二战战败后，日本受美国控制，颁布新宪法即“和平宪法”，强调了主权在民，天皇的权力来自于日本国民的意志，而非来自于神。“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于国民，其权利由国民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牛建科教授主持此次“天人讲堂”。在点评中，牛建科教授总结了两点，一是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二是真理的检验要交给历史来评判。在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就“清君侧”、“改革推行阻力”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深入交流。